现代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在探讨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也认为中西传统哲学认识论抱着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即中国重义轻利，西方义利结合。（注：廖小平：《道德认识论引论》第267页。 ）由此可见，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相同的结论，实属可贵。
改造中国恶劣的风习
郭嵩焘关于中西方社会风习互有差别的论述，不是就事论事的一般记述，而是寓批判于比较之中，其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恶劣风习。郭嵩焘的这些论述很重要。我们知道，社会风习中的价值观念的变化非同小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往往汇成巨大的传统力量，当社会需要迈向新的阶段时，传统的价值观与新的价值观必然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传统的价值观就成为各种保守思想的庇护所。因此，价值观念的改造与更新便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决战。郭嵩焘走出国门，迈入西方世界之后，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敏锐地发觉了价值观念改造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多次说明改变人心风俗事关重大， 指出“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注：《郭嵩焘日记》（三）第948页。），“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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