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丛刊第1册，第131页。）。海军作战方针应是：“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注：《左文襄公全书》第59卷，第51页。），“无事扬威海上，有警时收进海口，以守为战”（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强调海疆防务，“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01页。），普遍缺乏运用海军去保卫中国领海，争取制海权的观念，“防口守岸”的消极防御思想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仅将海军作战的任务降低到防口守岸，保卫大陆国土的层次，而且要求海防各个方面的力量都要配合海军实现防口守岸的目的。提出水师作战应“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舰船与炮台“极宜并举”，沿海各口炮台均应“仿西式增拓改筑”，并在海口布设水雷旱雷以制要冲，配合海军在口岸作战，实现“水陆相依”（注：《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498页。）。
应该指出，在此期间，具有积极防御性质的海军作战思想也开始萌发。郑观应主张海军作战应攻防结合，部分兵轮防海口，部分兵轮专于海上进攻袭击。张之洞则认为，“战守两事，义本相资”，二者相辅相承，海军只有“能海战而后海防乃可持”（注：《清末海军史料》第51卷、第800页。），指出了海上作战对巩固海防的必要性。王先谦更明确提出海军应实行“以战为守”的作战方针。认为“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加以防御”，是难以御敌的。强调“只有能战而后能防”（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201页。），反对不言海战而专门防守海口。主张购进铁甲大船在海上同敌国兵船交锋。上述海军作战方略虽未得到清政府当局认同，但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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