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似乎都没有“中学”的位置。实际上，同文馆在公布课程表时特意说明：“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②⑩］。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在１８６７年的一份奏折中也要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并强调“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②①］。此外，上文所引李鸿章的言论也是这种思想。尽管各类学校对中学强调的程度不同，但至少在*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是以此为标准的。不过，中学没有列入课表，似乎也表明在课程整体设置上它已逐渐成为“软件”，而外文、自然科学和部分人文科学中的实用学科已成为“硬件”。

　　学校教育以外，翻译机构译刊的图书基本上成为了这些学堂的教科书或辅助教材；留学则是对学堂学生及有关机构所需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在学习内容上是一致的或相通的。

　　为使新式教学内容能够被社会所容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力图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办学者在招生、管理及培养方式上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择其要者归纳如下：

　　一是以优厚待遇吸引学生、鼓励学生好学上进。当时，文化教育是科举制度统治的天下，被社会公认为“正途”。新式学堂却往往遭到人们的鄙视，甚至被看作是引诱子弟的歪门邪道。官宦及富商大贾子弟一心科举成名，光宗耀祖，多对这种洋学堂不屑一顾；沿海地区的贫寒子弟及其家庭虽然思想顾虑较少，有学习的愿望和要求，却往往为贫寒所困绕。为此，办学者极力从两方面与科举争夺人才：一是给予优厚待遇以吸引学生入学；二是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谋取较好的出路。例如：北京同文馆：对在馆学生月给膏火银三两；其中，对天文算学馆学生除供应伙食外，月给薪水银十两。福州船政学堂除供应学生伙食、住宿和医疗费用外，月给胆银四两。天津水师学堂除供应伙食、住宿和在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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