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本身虽然未能善始善终以竟全功，但也未完全失败，因为这百余名归国留学生仍然在各条战线为祖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均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的各项事业中得到安排，各展其长，主要有：在海军任军官者１８人；在铁路任工程师及局长等职者１７人；在电报业任职者１６人；在外交界任外交官（领事、公使等职）及翻译者１５人；在矿业系统任职者８人；在行政部门任职者６人；从事医务者５人；教育工作者４人等。可见这批留学生所学的专业是多种多样的，而以工科为主，他们的回国使“洋务新政”的人才恐慌得以部分纾解。后来成为出类拔萃的知名人物者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其次则有外交界要人唐绍仪、梁敦彦以及协办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的唐国安、海关监督蔡绍基等人，其他崭露头角者难以一一列举。因而容闳后来说：“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而今日政府（指清廷）似亦稍稍醒悟，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计划，此则余所用以自慰者”［②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容闳来说，１８５４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仅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凤毛麟角前所未有，即使在１４０多年前的美国也是鹤立鸡群备受重视的。他本来是可以在文明昌盛、生活丰裕的大洋彼岸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可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更没有忘记苦难深重的祖国，他终于在１８５５年回到了对于自己有着覆露之恩的父母之邦。在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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