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风头甚健，成为部分官方或非官方、主流派或非主流派文化人士尊奉的文化观念准则、规范。辛亥以后，这种文化观逐渐式微，但是它于中国文化界仍有着强烈影响；与“中体西用”文化观实质相同的或相近的文化理论，此后仍滋生繁衍，不绝如缕，或此去而彼来，或此隐而彼起。可见，“中体西用”文化观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很值得认真研究。

　　海内外学人对于“中体西用”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深知灼见时见于报刊。不过必须说，有一种论证方法，是难以令人苟同的，这就是把“中体西用”当成一种具有单一的、固定不变内容的文化观念，来评论其是非得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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