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前期“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成型

　　从冯桂芬“本辅”说起，“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基本构架已经成型。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容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之价值。换句话说。这个“中体西用”论式的问世，是在信誓旦旦地确保“伦常名教”所代表的既有*秩序和道义信念不变的前提下，主张破除成规习见，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为富强之术。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之为“体”，事实上的重点却在强调西学之需“用”，——从洋务派创导这种文化新观念的主旨而言，应当说：“中体西用”，意在“西用”。

　　不过，这又产生出一个新问题：强调“中学为体”既然是为着强调“西学为用”，岂不是可以直截了当地揭明西学的重要价值，何苦绕个圈子抬高中学的价值来做铺垫呢？

　　一方面，这是受洋务派（尤其是前期洋务派）的价值观念及其对西方认识水准所制约。洋务运动的倡导人曾国藩、李鸿章辈，是为着保皇室、卫名教，对起义农民军进行过殊死苦战，并以此而功成名就的人，而且他们主要是在这种对农民军的镇压中认识到西方军工火器之长，随后才懂得了西方数算天文之类学理的有用。他们当然看不到中国的纲纪法度、道义准则，存在着什么需要取法西方而大事更张之处(如梁廷柟、徐继畬、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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