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他们解答这道难题时，瞻前顾后，十分拘谨。洋务派中的代表人物，无例外地都还是心存庙堂的忠实于朝廷的臣仆，在思想上和道义上他们也都是以孔孟之道的信徒自命。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对于“成法”，还敢于以“有常有权”为由，主张因时更新的话，那么对于“正学”，他们就完全和守旧派一样，奉之为万世不变的圭臬，不敢也不肯触动其丝毫了。正因为这样，洋务派自然就无法放开手脚去客观地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也就不敢正面承认西学之引进对中学会造成冲击，带来变动。所以，洋务派在解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道难题上，剩下来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千方百计去设法证明中学与西学不但不会发生冲突，而且能够相通相容、相辅相成，故尔西学之引进对于中学乃是无害而有益的大好事。
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相容、可以互补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利用“西学中源”说。守旧派屡屡用西方学理技艺均乃剽中国古学之绪余为由贬斥西学，洋务派则反其道而用之，用“西学中源”说证明西学之可用。这里使用的逻辑至为明快：西学既然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来传到西方去的，可见，学西学无非是“礼失求诸野”，找回自己祖宗所创而后来丢失了的文化遗产，这样一来，什么“严夷夏之防”的禁忌，什么“用夷变夏”的罪名，统统不攻自破；提倡西学也由之显得理直而气壮了。“西学中源”说，因其逻辑简捷有力，加以适应文明古国的国人的心理，因此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与守旧派的论战中，常常据以为论据以振声壮气。后来，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也屡屡借“中学西源”说作变法的依据(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西学中源”论，是一个内容颇多，也很有趣的题目，需专文讨论，这里不能展开来细说端详。)。可是，“西学中源”说显然存在着重大缺陷，由于过分强调文化的传承关系，过于忽视或者根本不懂得经济社会状况于文化发展程度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即使能够确切无误地证明西学确实源出中国，也仍然解释不出何以形成现今西学如此先进而中学如此落后的原因。在实践上，“西学中源”说把近代西学混同于古代中学的倾向，把近代西学的一切成就说成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说西学未超出中国典籍所载的范围和水平，这些绝对化的论断恰恰更使得守旧派得以用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们可以据此振振有词地申斥提倡西学是故意生事的多此一举。不过，总体说来，洋务派所阐发的“西学中源”说，不仅在反击守旧派的辩难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研讨中西文化交流史也具有学理上的价值。它不但提供了若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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