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次要，哪个是主干哪个是枝节，哪个起主导作用哪个起从属作用，哪个是最高准则哪个是应用方法，诸如此类的一些界限并不十分明晰的意思而已。至于从这类意义上说明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并不是洋务运动所首创，也不是晚清才形成的。作为一种时代思潮来看，“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时期形成的，可是作为按照主次轻重的模式评估中学与西学，确定对待二者的不同态度，却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早已有之，不能把它看成是在洋务运动中骤然编造出来的应急丹方。
早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到中国以学术传播为手段进行传教，中国人便开始把西方学术（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概称之为“西学”。例如，直接以“西学”为书名的就有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分科介绍西学的《西学凡》(天启三年（1623）刊。参见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版第289一294页。)，此外还有《西学治平》、《民治西学》、《修身西学》之类(天启三年（1623）刊。参见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版第214一218页。)。那时西学传入的规模虽然还不大，但是已经陆续引起如何对待西学的一些争论。至乾隆年间，纪晓岚受命编纂《四库全书》，他在所主持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直接对西学的性质下了褒贬兼有的断语。《杂家类·存目》中评价《西学凡》一书时，写道：
是书成于天启癸亥，《天学初函》之第一种也。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绿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洛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陆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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