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方已经对西学做出了一种评估，并且据此施行着一种文化政策。从上边两段很有代表性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官方对西学的基本评价是：判定西学“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不过还是肯定了它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甚至推崇为达到“实逾千古”的程度。与此同时，又否定其学理，斥之为“夸诈迂怪”、“变幻支离”之“异学”、“杂学”。他们对待西学的文化对策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种对西学的评估和对策背后的潜台词，自然就是认定学理之正宗唯在中国的圣贤名教，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引人注目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西学的评估原则及其所遵循的文化政策，居然颇有后来洋务运动中形成的“中体西用”论式之大样。纪昀一班人，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对于西方的“学理”、“教义”是严加防范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迂腐到死守文化排外主义，没有把西方文化简单斥之为只会招致丧国亡邦后果的奇技*巧，而予以一律拒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一字不差地钞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这两段话，同时还收录了康熙时杨光先维护孔孟之道、申斥天主教的《辟邪论》(《海国图志》卷27。)。正在着力提倡“师夷长技”的魏源，引证这些文献，用意何在呢？显然可以判定，他在提倡“师夷长技”时，是想到了对于西学如何进行评估的这个大问题，亦即学它什么不学它什么，这样一个大问题。可以推想，在当时风气未开的环境中，魏源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是不能不考虑当时舆论的压力的。收录并肯定《辟邪论》，是表明自己虽主张“师夷长技”，但还是坚决反对“夷教”的。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两段话，意味更为深长，他从这里面似乎找到了不学西学之义理，但可学西学之技艺的经典依据。有了“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条原则在案，“师夷长技”的主张自然是合理合法的了。因此可以推断，魏源著《海国图志》时，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中体西用”一类的论式，但是已经有了一种近似的意念，从而才采取了引录历史文献的这种迂回的表达方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阐述的和《海国图志》所转述的有关西学的评估，对于晚清西学提倡者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应当把清代早已形成的这种对西学的评估，看作是“中体西用”文化观诞生的思想渊源。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式的形成起了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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