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效能。这里自然包含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的种种矛盾和冲突，需要加以妥善解决。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发展的大国，尤其是有着卓越而悠久传统文化的大国来说，这桩从西方引进文明成果的大举动，无疑更是要引起文化观念上的巨大震撼和猛烈冲突。在这里，人们面对着一个由几千年文明史结成的文化纽结，不解开它，就休想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潮中前进一步。在这样一种文化大背景下，鸦片战争后举凡提倡学习西方文化的创议，都无例外地必须回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于是，如何对待“中学”，成为如何对待“西学”的不可分割的另一面，俨然构成一帽阴阳交错的太极图。这就是说，如何实现把西学引入中国这一时代文化使命，直接呈现为怎样解决好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使之融会为一个新的文化统一体的问题。假如中学与西学是绝对排斥的、不能并容的，那么西学就进入不了中华文化圈，不可能与中学构成合二而一的文化统一体。
促使“中体西用”文化观问世的一个直接导因，是守旧派对西学的顽拒固绝。守旧派在对待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上比开明派更加敏感，开明派往往只看到西学之有用，而未曾深思其与中学会造成什么冲突；守旧派则截然不同，他们是从一开始就断然认定西学是与中学的传统不能相容的异端。对“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对域外世界的无端轻蔑，对本国典章文物古老传统的崇敬，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巨大发展的无知，使得他们偏执僵化，拒绝新知，从感情上就抱定与西学不共戴天的态度。在他们当中，怀着十分恐惧的心理，敏感到西学的传入行将引发社会巨变的，也不乏其人。一些守旧派人士固然没有办法从具体利弊上解释明白洋务何以不能行，西学何以不能用，但是他们直觉到“舍己从人”“侈谈洋务”，必将动摇传统的纲纪法度、道义准则，必将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从而使整个上层社会安身立命之所受到致命威胁，于是他们才抱着卫道的心理和认识，站出来做死守中学阵地的决斗。守旧派借势于博大而悠久的传统文化对国人的深厚影响，又借势于把伦理纲常视为华夏文化精髓的观念在当时思想界还是一统天下，所以他们反对采用西学的气焰是很盛的。
正因为这样，有关洋务兴废、西学利弊的所有争论中，在具体理由上，守旧派完全处于只能用空话应付的被动状态，而在道义信念上，洋务派却遇到了守旧派的有力挑战。守旧派既然用西学对中学构成破坏为理由，捍卫中学排斥西学，洋务派在提倡西学之际，便不能回避开引进西学会对中学带来何种影响这道难题。他们的主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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