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洋务派也未尝没有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用”之说，是在提倡西学和反对西学的论战中形成的，是争论的产物。提倡西学者，之所以要借助“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来抬高中学的地位，并在形式上适当压低西学之作用，恰恰是为着防卫对手的攻击，减少由于重视西学所招致的重大阻力。例如，在兴办洋务之初，李鸿章在奏折中，正是用“中体西用”一类的方式，把学习西方技艺的理由说得非常委婉，他写道：“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狂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有自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倡向西方“仿习机器”呢？他的理由是：“顾经国之路，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疾，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缮防，非谓浚川浍、经田畴之策可不讲也。”(《置办外国铁矿机器折》（同治四年十月），《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1—35页。)李鸿章不是在着意论述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是为着给置办铁矿机器提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用来说服朝廷，也借以堵住守旧派的嘴巴。可是，恰恰从这种办洋务的议论中、可以清楚地看明白，“中体西用”论的形成，绝非书斋中想出的学术新见，它是现实的时代潮流趋向所至而催生的应时的文化观念。

　　从冯桂芬、李鸿章在洋务早期所发表的议论中，已经勾划出“中体西用”论的基本格局。此后讲“体用”、讲“本末”、讲“道器”、讲“形上形下”，衍化虽多，但是就形式而言，大路数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种格局。不过，也应当说，就“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内容而言，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中还是大有发展的，分析论证也越来越细密周详。“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发展，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守旧派反对西学言论的刺激，一是洋务派对于西学认识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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