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通民情、参民政之目，则如开公议堂，而闾阎无不达之情；创新闻纸而草野无不言之隐；立讼师陪审之员，则是非一秉大公，而民无冤狱；设乡举里选之法，则好恶参诸舆论，而野无遗才。若夫赋税由民定，则不困诛求；工役由民办，则乐于从事；教养由民捐，则朝廷无博施济众之病；巡边由民派，则官府无精神不到之区；……驯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几乎三代刑措之风，断未可以无本之治目之矣。至于武备之精、吏制之懋、学术之隆，人才之盛、刑罚之公、财用之足、商务之兴、制造之利、水利之修、农功之治，胥本此道以行之，故能造其精微，睹其成效耳，非即其致治之本源也。

　　钟天纬不但把欧洲各国立国的“本”和“目”做出了这样清楚的划分，并且还把他所描绘成一片光明的欧洲各国的全部成就，都归结为“本”举而“目”张所致，这自然是在明白主张，学习西方，就要学习西方“通民情、参民政”这种“大本大原”。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找到了一种可以使中国“救于存亡”的治本大计。钟天纬通过这番议论，把“体”“末”之说的重大现实意义做了相当充分的表述，同时也就把由此而带来的应该如何对待“中体”的问题，更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引进“西体”，“中体”怎么办？“中体”不改动，“西体”怎么能有立足之地？钟天纬没有回避这道难题，他以当时罕见的勇气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贫弱是由于“本源之地，受病最深”所致。他对照欧洲各国“通民情、参民政”取得全面成功，发表议论道：

　　……乃中国事事与之相反，由于堂帘太隔，太阿独操，所以易治者以此，所以易乱者亦以此。望君门如万里，则壅蔽日深，操政柄于一人，则民心日涣，虽有九州十八省，实则家自为政，人各有心，不啻瓜分为百千万国。如此则国势安得不削弱，君民安能关痛痒乎？(《综论时务》，《刖足集·内篇》。)

　　钟天纬的这些言论，著述于1880年前后，它表明在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已经意识到要想学习西方致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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