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火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盛世危言初刊自序》，《戊戌变法》（一），第41页。)

　　这番议论，发挥了郭嵩焘所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并且把它进一步具体化了，特别是突出地指明“西人立国”之“体”中包含“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这样关于*制度的内容。用这样的标准来批评洋务运动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疑就是在讲，中国今后向西方学习的重点，应该是放在去学“西人立国”的“君民一体”的那种“西体”了。

　　钟天纬把这重意思阐述的更为直言不讳。他批评办洋务的短处，是在于“不从大本大原处着手，而仅就外面张皇，不揣本齐末”。因此，所办洋务的实效就很差了：“如遣使、肄业、练兵、制器、开矿等事，非不竭力经营，仍治标而非治本，则不过小小补苴，终无救于存亡大计。”西方国家致富强的“大本大原”安在呢？他明确陈述道；

　　统观欧洲各国，无不政教修明，民生熙皞，国势日臻富强，而究其本源，不外乎通民情、参民政而已。盖泰西通例，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之，不能权威自恣。而国之律法，则集亿兆公议而定；君之权威亦本亿兆公助而成，是以君权虽有所限制，反能常保其尊荣。民情得以自伸，不致受困于疟政，则不必袭揖攘之虚名，而阴已得官天下之实际。此则国势强弱、民生休戚之大关键也。

　　这就是说，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的*制度，才是欧洲各国得以臻于富强的“大本大原”“大关键”。接着，他就列举欧洲各国由于抓住了这种“本”，而带动各种“目”的实施，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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