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体用兼备”的文化整体引入中国，自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对西学抱民族畛域之歧视，作术数末技之贬抑，则除了暴露自身之讳疾忌医、因噎废食而外，再也找不到站得住的理由了。
事实证明，随着洋务运动的进展，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体西用”文化观这种论式已经显露出无法容下向西方学习经济政教的新内容。可是，薛福成、王韬、钟天纬、郑观应等，并没有改变祖宗法统与圣贤名教的自觉和勇气，他们陷入既想引进“西体”、又不敢公开革新“中体”的两难中。郑观应论西学，特别强调应学习西学的“精微广大之处”，说：
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西学》，《盛世危言》卷1。又见《戊戌变法》（一），第49页。)
这是公开主张着重学习西学的“大本”了，可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对待一向坚守的中学之“大本”呢？郑观应设计出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奇特方案：
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西学》，《盛世危言》卷1。又见《戊戌变法》（一），第49页。)
直接论题虽在办学宗旨，但还是泛论到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至于为什么“分而言”西学，承认西学有“本末”，“合而言”中学西学，却就只能是“中本西末”了呢？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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