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后期“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发展

　　洋务派为强调西学之可用和当用而标榜的“中体西用”论，随着他们对于西学知识的加深，逐渐有所发展。当着他们明白了西方富强之因是由于实行“重商富民”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度时，他们心目中的“中体西用”论式中的“西用”，无疑已迥然不同于当年所说的洋器洋技之长。他们所要学习的内容，已经不再拘守于“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的狭小范围。这样一来，西学的性质和作用是否仅限于形而下的器技之末，就成了开明人士不得不正面回答的重要问题。郭嵩焘在“海防之议”后期，终于做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明确论断。

　　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主张初起时，所重唯在强兵，富国一事是没有看重的，当时的先行者还不大懂得“强”与“富”之间的联系。洋务初兴，冯桂芬开始提出中国应“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谋自强，但注意的重心仍在应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西学”“洋器”。洋务派在实践中才逐步弄懂了“强”与“富”的不可分割，明白了西方列强之强，是由于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从而才认识到中国也只有视富强为一体，走“寓强于富”、“先富后强”这条路。所以，在光绪初年发生“海防之议”前后兴起了“重商富民”思潮。

　　所谓“重商”（亦即李鸿章听说“振兴商务”），其含义已不限于传统上狭义的重视商业，而是表示注重提倡和大力发展工矿、贸易、交通、电讯、金融等实业。事实上，这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机器大工业为主干的近代工业社会为模式，来改造中国的宗法社会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构成。可见，这种重商主张的形成，标志着向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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