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何从学理的角度，即从文化观念的层次上，做出接受“西体”的合理阐释，对于洋务派的思想家来说，还是很难解开的一道难题。

　　薛福成对于中西文化的理性认识，达到了较高层次，他突破了把中学和西学看作是长短可以互补的两个独立文化实体的看法，认识到中西文化间存在着共同性。他认为，是由于西学体现着“公共之理”，所以中国才理应引进西学。他写道：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乎？(《筹洋刍议·变法》，《戊戌变法》（一），第160页。)

　　在实地考察欧洲情况后，薛福成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见解，公然倡：“西法为公共之理说”：

　　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机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西法为公共之理说》，《海外文编》卷4，第1页。)

　　西学既然体现着天地间固有的“造化之机”，是“中外所同”的“公共之理”，那么把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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