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正面说明，用“西方器数之学”，卫“中国固有之道”，可收实效，反过来说，不用“西方器数之学”，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卫道泥？汤震回答了这个尖锐的问题，他写道：“盖中国所宗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中国自以为道，而渐失其所谓器；西人毕力于器，而有时暗合于道。”两者之得失，汤震于语言间已露出贬褒倾向。他更进一步直陈，中国正是由于“失器”，而造成了“创巨痛深”的后果。他说，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自议振新”“自愤积弱”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善用其议，善发其器，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反之，如果顽固地认定西学为不必学不屑学，结果只会是：“士夫以口舌相胜而立穷，将士以血肉相薄而立陨，是直医者执古方而咎病之不愈也。”(《论中学西学》，《危言》卷1。)这是说，不要看中学虽然被尊为统御一切的不变之道，其实，光靠它不但治不了病，而且必定招致国家“立穷”、“立陨”的恶果。国之不存，中学那个“形上之道”当然也就难以自保了。洋务派虽然偶尔也讲讲进行纲纪伦常教育的重要性，可是他们连篇累牍地议论中学西学关系，其用心显然不是在于说明中学和西学间地位的高低主次，不是在于说明西学需要依靠中学来主宰来统摄，而是在竭力证明“道义大本”必须用西学来辅助来保卫，国家社稷只有靠西法才能够振衰起颓。立意之明，真是洞若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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