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学与西学长达三十年的漫长争议中，守旧派反复声言，只要整纪纲、崇圣道、励气节、振民心，中国定可强盛起来，无须乎他求，更不应该效仿西人，舍本逐末，讲求技艺数术。他们或者说，中国从来不用这样一些奇巧末技，照样出现过全盛之世；或者说，引诱人们以末技为奇，只会败坏立国大本而祸国殃民。总之，极力贬低乃至完全抹杀这种“技巧之末”的西学对于振兴中国的事业能起任何积极作用，这是守旧派立论的主要着力点。面对这样的非难，洋务派不得不极力表白自己坚信礼教立国的中学具有的主导作用，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论证西学对于富国强兵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前者不是分歧之所在，只需作表态性说明，而后者才是决定争论胜败的关键，只有力求做出有说服力的证明。正因此，洋务派在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中着力论述的，就是证明引进西学乃是中国的唯一可取的富强之道，而为此他们就必须全力证明西学不仅可以和中学并容互补，采用西学无害于作为主体的中学，而且还要进一步证明采用西学对于中学还能起“固本”的作用。换言之，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意图并不在于说明“西用”离不开“中体”，而是在于说明“中体”离不开“西用”。这里的着重点，是很清楚的。
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致友人信中，试图从道器关系上阐明西学具有的效能，他写道：
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一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四海为一家。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绎而来合者，亦理之然也。(引自《庸庵全集·文编》卷2。)
话虽平和，意向却很清楚。标榜“道器兼备”，即在于说明“勿设藩篱以自隘”，不要排斥“外人所长”；排斥“外人所长”，岂不就道器不能兼备了吗？薛福成在《筹洋刍议》里论证中国亟应变法时，把以“器”卫“道”的这层意思表达得更为明快，他在说明需要“效法西人”的理由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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