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御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宪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商务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建黄极于黄农虞夏，责臣工以稷契皋夔。由强歧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观而无难矣。(《道器》，《盛世危言》卷1。又见《戊戌变法》（一），第44页。)

　　郑观应先把西学贬抑作“霸术之绪余”，然后论证采用它是中国走上富强的唯一途径，主张在科技、教育、*、经济、军事诸领域，一概采用“西法”。这就是说，郑观应是主张改变洋务运动以来对于西学“遗其体而求其用”的偏颇，将西学的“体”与“用”一并实施于中国，而其表述的方式则是把西学的“体”也算到“霸术绪余”的名下，归之于“用”的范畴；事实上这就是把“西用”的范围扩大到连“西体”也都囊括进去的程度。西学之“体用”既然都归到了“西用”名下，于是就为“分而言之”，西学有“本”有“末”，“合而言之”，“中学其本”“西学其末”的论式，打了一个圆场，做出了一种解释。法度政教都主张学西方了，那么“中体”还有什么实际内容可言呢？郑观应的方案中还是有的，这就是所谓“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郑观应做这样解释的结果，无疑是把“中学为体”的内容大大缩小了，抽象化了。在这里，“中体”也者，内容上已经不再是相当于“有体有用”的西学中的那个“西体”，具体的政教法度已经不在其中，剩下的只是传统的学理原则和伦理信念，只是理学家一贯宣扬的世代相承的“尧舜文武”的法统和“危微精一”的道统。

　　按理说，既然承认西学有“本”有“末”，那么同时就应该承认中学不能只是“本”，而是也有“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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