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成就，同时却又鼓吹“唯我孔子之教，如日月经天、江河亘地，万古不废”(《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刖足集·内篇》。)。他们运用的论证方式，正是这种扩大了“西用”和缩小了“中体”结合而成的、名存而实变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式未变，实际内容却大变了。
一个要求在中国仿照西法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教法度全面变革的主张已经在郑观应、王韬、钟天纬等人的议论中酝酿成形。这当然绝非过去借“体用”、“主辅”之名来提倡引进西洋船炮技艺，所可同日而语了。“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所含内容的变化，反映着洋务运动实践活动的变化，反映着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的扩大和在中国实行变革的内容的深化。
不言而喻，既要坚守假儒学名教名义传承数千年的法统和道统，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教法度，这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表明，郑观应等人虽然已有学习资本主义政教法度之议，但仍无力突破三纲为核心的伦理纲常的束缚，尤其不敢丝毫触及“君道臣纲”这条君权专制制度的灵魂。这也正是他们在变法改制的维新思潮兴起时，反而噤若寒蝉，不敢投身到仿行西方政教法度的实际*活动中去的思想上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应当看到，郑观应等人在主张大幅度扩充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时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心态和并不圆满的论述中，的确也包含着一种合理的考虑，这就是在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成果时究竟应该如何珍重对待本民族的固有文化。
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中国广大知识群，尤其是一向笃信儒学的人士，对于西学输人给中学构成的冲击，感触最大，忧虑最深。著名学者俞樾的一段议论，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士大夫中相当普遍存在的这种心态。他写道：
今士大夫读孔子之书，而孜孜所讲求者则在外国之学。京师首善之地，建立馆舍号召生徒，甚至选吾国之秀民，至海外而受业焉。岂中国礼乐诗书不足为学乎？海外之书，译行于中国者日以益增，推论微妙，创造新奇，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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