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天下，欲弭外患非自强不可，人能知之；而自强之要之本，人固不能尽知也。简器、造船、防陆、防海，末也；练兵、选将、丰财、利众，方为末中之本；修政事、革弊法、用才能、崇朴实，本也；正人心、移风俗、新主德、精爱立，方为本中之本。得末中之本者尚难勉支强敝，得本中之本者足以永奠苞桑。(朱采：《复许竹淛》，《清芬阁集》卷4，第23页上。又见《洋务运动》（一），第252—253页。)

　　这种说法中已经包含着中学也是有“本”有“末”的意思，按照这种意见，“九重之主”的“本中之本”就是“正人心、移风俗”。进一步解释，则是：“人心何以正？躬化导、尊名教，其大纲也。风俗何以变？崇师儒、辨学术，其大要也。”(朱采：《复许竹淛》，《清芬阁集》第4，第23页上。又见《洋务运动》（一），第252—253页。)这样一来，理学化了的儒学名教，就成了中学的“本中之本”，就成了高于一切的“大经大本”，就成了中学的灵魂、中学的精神实质之所在。“中体西用”论者，就是这样在不断扩充“西用”范围的同时，一步步把作为“体”的中学变成了这种所谓“本中之本”的理学精神。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一再提倡全面汲取西方治国的政教法度，同时却又一再坚持“尧舜周孔之道”乃“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钟天纬极力提倡学习欧洲各国“通民情、参民政”那种“大本大原”，高度评价西方格致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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