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中，像俞樾这样面临西学的强烈冲击，对于中学的命运忧心忡忡而又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的大有人在，可是并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一种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合理方案。尽管是一些极其热衷提倡学习西学的人士，一旦念及中学的价值时，也立地变成了迂腐固执的卫道者。这种状况，是与长期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对于有清一代官宦士庶造成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由于统治集团的倡导，借着孔孟之道的名义把体现宗法秩序的纲常名教神圣化、绝对化起来，乃得以造成了学术文化定于一尊的社会舆论环境。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在纲常名教已被塑造成普遍信仰的气氛笼罩下，人们一时自然难于解除思想上的传统偏见，难于挣脱长期形成的约定俗成式的束缚。因此，在“中学与西学之争”中，反对西学的一方，固然以维护纲常名教为旗帜，而提倡西学的一方，也无不以无害而有益于维护纲常名教为其采西学的立论前提。论战双方都在力证自己才是真正的卫道之士，至于洋务派之尊崇纲常名教在何种程度上是出自信仰之真诚，何种程度上是出自策略之需要，则因人而异，且难以分割得清楚。不过，其间也有个一致之处，这就是他们把作为“大本”而推重的中学，并不解释为内容极其丰富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而是只把它归结为孔孟传承的礼乐教化、纲纪伦常。这和守旧派心目中的中学，并无二致。可以说，把中学归结为理学家所宣扬的道统，归结为儒学的伦理*观，这是洋务运动时期文化论战中论战双方都难以超越的观念定式。这样从而也就造成了论战双方具有一种共同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似乎儒学的伦理*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就等于中西文化的全部关系。不论儒学伦理*观，于人际关系之协调、高尚情操之激励，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上仍具有何等积极的内容，也不能不指出，把精深博大、灿烂多彩的中华文化削删成儒学伦理*的信条，总是一种愚陋偏狭的文化见解。这种把中国传统文化解作儒学伦理*观的偏狭之见，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恰恰是一着败招。它使得守旧一方无法用以抵挡住西学的涌入，空泛的礼乐教化、纲纪伦常的说教，显然不能代替西方近代文明成果的作用，致国家于富强；同时，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狭解释，又使得提倡西学的“中体西用”论者，陷于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混乱中，既然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淘涮得只剩下礼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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