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学习的思潮发生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文化的认识，至此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认识其船之坚炮之利而致力于提倡引进西方先进军事器械的阶段，进展到认识其自然科学和制造工艺的领先而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阶段，再进展到认识其富国有方而建议取法西方的经济模式，振兴工商，发展生产，改造经济社会构成，在中国实行经济制度改革的阶段。历来认为洋务运动只懂得学习西方技艺之皮毛，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当然，“海防之议”兴起之前，李鸿章等人所主张的，还只是孤立地一项项提出办这个“制造局”那个“招商局”，开这个煤矿那个铁矿，以及创设其他民用工业的个别工厂，零敲碎打，没有总体规划，更没有系统理论，“统筹”之称徒具虚名。“海防之议”后期，郭嵩焘于光绪元年（1875）所上条议中提出了“重商贾以为循用西法立基”的主张，以此为开端，重商以致富的总体经济思想才逐步成为洋务派富强论的主调之一。
郭嵩焘的《条议》，题目是作在筹措海防事宜上，不过着眼点却远不限于就海防议海防。他说，总税务司赫德所陈海防建议的实际意图，是“欲以西洋之规模施之中国，而以海防引其端。”郭嵩焘就此发表议论说，西洋现今达到的国力，不是中国所能及的，不可能按赫德的主张办。但是他不仅不反对中国采用“西洋之法”，而且是力主“循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他所强调的意思，是要人们明了中国与西洋间贫富之悬殊，中国不可“骤立法程”以求自强，而只能够从中国实情出发，以循序渐进的办法来学习“西洋之法”。于是，他以十分明朗的态度阐发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见解：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福建按察使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洋务运动》（六），第206页。)
郭嵩焘这时虽然还未曾走出过国门。但是借助于担任过广东巡抚的经历和对西洋事务的经意考察，他对西方列强的见解，不但比守旧派，而且比洋务派领袖们也高出了一头，他在这里提出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论断，在中国近代文化交流史上是石破天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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