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见。正在守旧派以他们的“崇本抑末”论为武器，推崇和捍卫圣道祖训、贬抑和反对引进“洋学”“洋器”的档口上，郭嵩焘提出的西洋“有本有末”论，就成了对守旧派“崇本抑末”论的有力驳斥。虽然他没有直接回答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其立意是深刻而明确的：第一，既然肯定西洋“有本有末”，那就意味着西学不只是“末”。由此可见，以中西分本末的论断不能成立。第二，既然肯定了西洋立国有“本”，那就等于说西洋的那个“本”，亦即西洋的“朝廷政教”，恰恰是中国应该学习的目标。由此可见，拘守自己国家古老的“政教”，以之为不可变动的“大本大原”之说，也不能成立。第三，“西洋立国”的“本”和“末”，是配套的、相辅而成的，因此当前中国虽还无力直接学习其“本”，但并不等于说就该排斥先学习其“末”；先学其“末”，为的是打下“循用西法之基”，“姑务其末”是为着进而务其“本”。由此可见，学“洋学洋器”，“通商贾之气”等等，都不能看成是微不足道的、有害无益的、理应排拒的“末事”，相反地它乃是中国用西洋之法以求进于富强的一个步骤，一个初步的打基础的阶段。毫无疑问，只要这个道理一旦成立，守旧派以纲常名教为“大本大原”、为唯一“治国之道”的高调，自然可以休矣。
不难看出，郭嵩焘的这套“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姑务其末”以为“循用西法立基”论，显然是超过了当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人士达到的认识程度的。它已经远远超过李鸿章的比较空泛肤浅而不得要领的“变通”论。就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程度而言，应当说郭嵩焘关于“西洋立国有本有末”之论，是超前的。正因此，当时洋务派人士也未敢立即接受和宣扬这种观点，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仍然是把提倡西学的主张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模式中去，以求合法的生存地位。
在这里，郭嵩焘只是想说明，中国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应当由浅入深，通过掌握西方立国之“末”，将来才能摹及其立国之“本”。至于把西方的立国之“本末”都学过来，中国自己的那个“本”应该怎么处置呢？郭嵩焘没有想到这一层。不过，随着对于西方的*经济体制了解愈多，这个“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和“中体西用”论式如何协调的难题，也就愈加成为洋务运动中的开明人士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
正是在郭嵩焘发表上述议论的前后，王韬、郑观应、钟天纬等人开始批评洋务事业中的失误。他们认为，洋务所失在于仅仅学了西方皮毛之末，故而他们倡议改变学习的重点，从经济和国政等立国根本上，学西方，谋自强。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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