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在那个时代也具有积极意义。他从１８６３年投入曾国藩幕府参加洋务运动之后，即一直在为实现自己的通过教育手段传播“西学”，以便使祖国臻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崇高理想而坚决努力。１８６７年，当曾以两江总督的身份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时，容闳鉴于总局之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全为外籍人士，遂建议应当招收中国学生，“浸以机械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俾能逐步代替目前所聘用的“外国工程师”。［③⑩］曾国藩也认为有了“制器之器”，还需要有“制器之人”，乃立即决定在总局之下附设一所技术性学校，以培养初、中级的工程技术人员。容闳深为自己的建议能够被采纳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他说这是自己的教育救国计划的“小试其锋”［③①］。后来实践证明，这所工艺学校的确培养了不少人才，替代了原由外国工程师所控制的岗位。从维护国家利权的长远观点来看，他的建议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也是他的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其实，１８６０年冬，容闳向干王洪仁玕所提的七项建议，其主旨即在于实施教育救国计划，只是未能成功而已。论者或谓容闳的辞别太平天国乃是逃避火热的革命斗争，而后来的归向曾国藩则是走入反动营垒。笔者觉得这样看问题似乎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容闳的前往天京，本系“访察”性质，“合则留，不合则去”，他没有接受天国的任何官职，所以就不存在“脱离革命”的问题。此其一。同时，太平天国自１８５３年定都南京后，其政权性质即向封建或半封建转化，迨及后期则更趋腐败。因而它与清朝政府在封建性方面并无根本的差异。我们很难用贴标签的方式，断言容闳的投向清朝政府为洋务运动效力，就是走向反动道路。此其二。还须指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为了使太平天国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改革方案，它与容闳的“七项建议”以及他后来向清廷所提的“条陈四则”，只有详略的差异，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所以，我们自不能由此得出容闳的投向曾国藩幕府就是走向反动的结论。洋务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使封建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它的兴起的确在这一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洋务派的领导人曾、左、李等人至少要比深闭固拒、泥古不变的顽固派要进步得多，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③②］因此，容闳的认同洋务派，依靠洋务派大员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是无可厚非的。

　　容闳倡导的幼童留美之事尽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与破坏，可是其客观影响却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它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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