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刘长佑设直隶六军之制，变通直隶练兵章程。因“贼氛未靖，外侮可虞”，令练军择要于遵化等处各驻一军。直隶练军从绿营抽丁，原营仍保留其兵籍，兵丁调至他处训练，每月获练饷2两4钱，在原营支领底饷1两5钱。一些被抽兵丁不愿离乡，往往正身留在原地，而雇人去练营顶替操练，分少许所加之饷给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调遣，受雇者不愿往，便又转雇乞丐穷民替之，因而有人讥之为“兵止一人，人已三变”（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636页。）。
1869年，曾国藩调任直督，对练军彻底整顿，完全以湘军制度加以训练，为杜绝顶替之弊，曾国藩下令：此后一兵挑入练营，即将其本营额缺裁去，练军增一兵，底营就少一兵，兵饷全归练营一处发放（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636页。）。随后，各省按直隶练军之法，“兵于额内抽练，费于饷外略增，”建立练军。练军以“简器械，勤训练，”为标榜，别开生面，呈现了“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6，转引自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85页。）的新姿态。总计全国共成练军9万余人。
练军的士兵抽自绿营，并且与绿营同隶于兵部，因而不少人把练军与绿营混同，如鲍威尔认为：“练军是绿营系统的一部分”（注：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4-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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