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页。）。此种说法似不甚妥当。直隶练军初建时，其士兵兵籍仍留在绿营，这时的练军仍只是绿营的附属，曾国藩整顿练军之后，便彻底割断了练军与绿营的瓜葛，练军就成了独立于绿营母体之外的一个新个体了。其他一些省份筹办练军均按照曾国藩的直隶之制，即使一些省份没有认真实行，只是形式上把一些绿营换上练军这块招牌，但理论上仍应把练军看作独立于绿营之外、国家新建的另一支经制军。其次，从营制和饷章上看，练军与绿营大不相同。练军仿勇营制度，饷银远远高出绿营。其三，从设立练军的目的来看，“其绿营制兵，分布列郡汛地，练军则屯聚于通都重镇……重在屯防要地”（注：《清史稿》第3930页。）。1894年，清政府的一道谕旨中也这样说：“组织乡勇是为了镇压叛变和骚乱，而绿营兵则负有剪除水陆盗匪的警备职责”（注：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4-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这里，绿营和练军的界限是很清楚析。最后，根据兵勇总额的数字也可知绿营不包括练军。甲午战前，清政府兵勇共80余万人，其中绿营裁减后还有46万余人，“各省防军，练勇凡36万余人”（注：《清史稿》第3931页。）。如果练军属于绿营，这一统数字显然矛盾。所以说，练军不属于绿营，而是清政府新建的另一支经制军。
绿营的兵额是设定的，绿营兵丁挑入练营后，其原营兵额即被取消，所以，增一练兵即等于裁减一绿营兵，绿营裁减的18万兵额中包括9万被挑入练营的兵额。
在绿营大加整顿的同时，清政府也加强了对八旗军的西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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