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营在这一时期共裁军18万名，几乎没有发生一点骚乱，其主要原因在于：一、绿营裁去的是设定的兵额，并非全是一个个具体的士兵。其中，抽为练兵的绿营兵在原营的兵额即被裁去，因而这部分约占被裁名额一半的绿营兵仍留在军营之中而没有流散到社会上。另外裁去的许多为空额。二、绿营兵丁因饷薄而兼营别业由来已久，这些职业的收入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粮饷，因而被裁之后一般不会难以维持生计。三、绿营兵“兵皆士著”，一家大小就在身边，所以因家小的拖累使他们有所顾忌，被裁之后不敢滋事。四、被裁士兵多为老弱疲病之人，也难以挑起事端。

　　勇营在遣撤过程中就困难重重，首先最为棘手的是欠饷问题。勇营的粮饷由将帅筹措，一般没有稳定的饷源，因而欠饷成为勇营军队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在湘军攻占南京后，欠饷几百万两，其中鲍超部欠饷数目达120万两”（注：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207-208页。）。淮军开始成军初期饷粮发放即实行“九关定例”，即兵勇每四十天发一月饷，全年共发9个月饷，欠饷3个月，俟将来补还。（注：王尔敏《淮军志》第284页。）到淮军平捻后遣撤时，积欠达七、八万两（注：王尔敏《淮军志》第270页。）。

　　根据勇营制度，勇营遣归前应找清历年欠饷，但欠饷数目如此巨大，一时很难筹足。曾国藩对湘军只得分批裁撤，那些遣撤在后的军营便因索饷而起事。首先鲍超部索欠饷哗变，其余各部闻风而起，休宁金国琛部、徽州唐义训部、湖北成大吉部都纷纷鼓噪索饷。最后，曾国藩严惩倡首之人，发清欠饷，才把此风波平息下去（注：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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