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也多方筹措遣撤淮军之费。1869年，他刚坐镇湖广即一手抓过湖北的厘金以供遣勇之资。由于欠饷过巨，李鸿章还通过增广学额和发行饷票等办法来解决欠饷问题。广学额就是增加一个地方的中试名额，为地方开拓仕途。淮军在江浙用兵之后裁减22营，以广学额之法共报效欠饷338857两，由李鸿章奏准增加安徽文武乡试永久中额各一名（注：王尔敏《淮军志》第272页。）。利用这种办法淮军共报效欠饷1464433两（注：王尔敏《淮军志》第275页。）。由于现银不足，在清理积欠时，淮军发给遣勇饷票，这类似于政府发行的债券，但它不能兑现现银，只能用于报捐请奖。补还欠饷原本理所当然，但淮军用广学额报效欠饷对乡土地方有益，对士兵个人等于累欠不还，饷票又不易兑现，因此，对这些欠饷处理之法，勇丁不无怨言。
遣勇归乡后不愿仍在土地上劳作，当时的社会又无其他机构可以吸纳他们。这些人便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他们大多因军功获保举至很高的官阶，“太平天国一役，各省军营保举至武职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三品以下的更多”（注：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174-175页。）。对于这批军功在身的人，地方官无法管束。等他们将遣归时领得的饷银坐食耗尽，穷困无聊之时，这些久历戎行之人便呼朋引伴、啸聚山林，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生活无着的遣勇大致向两个方向流动，一、加入会党；二、投身绿林。当时的会党组织影响最大的是哥老会。同治初年，哥老会即在湘军军营中风行，“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注：王ｋǎｉ＠①运《湘军志》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16页。）。遣勇归里后即使被保举至提、总、副、镇这样高级官衔的都无法安置，更别说获千总、把总之类虚衔的勇丁了。他们自觉受了欺骗，对朝廷的不满和愤懑化为反抗，纷纷加入会党。蔡少卿先生在《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作过这样的概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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