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首先急欲裁撤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兴起的勇营军队。勇营不是国家的经制军，按清代军事制度的惯例，国家有事则临时募集，事平则遣散归农。乾隆时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和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中都曾招募过勇营“随营助剿”。但湘淮勇营的裁撤却非完全遵循“事平遣归”的惯例。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绿营的无用已暴露无遗；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津京，十余万八旗“人无斗志，一闻枪声，立时惊溃。”（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3第33页。）八旗也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勇营军队却是能征惯战，事实上成为“消弭内乱”的主要力量，这与乾嘉勇营只处“助剿”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乾嘉时勇营裁撤后，八旗绿营经制军足以弹压地方，咸同时期则情势迥异，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八旗绿营却难当重任。由此观之，清政府撤勇似非明智之举，且与“练兵自强”的洋务运动的意旨相左，然清政府撤勇实有其深意。勇营制度将由帅选，兵由将招，粮饷由将帅筹集，士兵不隶国家兵籍，唯将帅马首是瞻，几成将帅私兵，不易控制，久之必成尾大之势。如曾国藩所创的湘军，“凡遇他帅征调，都置不顾，及得曾国藩一纸书，则千里赴急”（注：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195页。）。因此，勇营军队隐隐之中对清政府构成威胁。

　　这时期，勇营除了湘淮军外，还有宋庆的毅军、张曜的嵩武军等，其中以湘军势力最大，也最遭清政府猜忌。早在咸丰四年，曾国藩领湘军进克武汉、黄州诸郡，一军机大臣向咸丰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听得咸丰黯然失色（注：转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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