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百年嬗变》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59页。）。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后，曾国藩得以重用，身兼钦差大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长江三千里，没有一艘战船不张挂他的旗帜，各处兵将，一呼百喏。曾国藩自己也认为“其相疑良非无因”（注：转引自罗尔纲《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1月版第5页。）。在攻克天京之前，曾国藩曾写信给毛鸿宾：“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广揽利权，词意颇为煎迫”（注：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0页。）。可见，清政府对湘军的猜忌和“煎迫”是湘军及其他勇营军队裁撤的一个重要原因。
1868年，左宗棠诸臣建议：“防营诚为劲旅，有事则兵不如勇，”应“于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留勇屯驻”（注：《清史稿》第3930页。）。于是，一些裁余的勇营改为防军，勇营暂时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但仍只是临时性武装，经常处于被裁撤的境地。
绿营为清代的经制军，其兵额有60余万人。绿营兵籍由兵部执掌，粮饷归户部调拨，领兵的督、抚、提、镇之间有一“大小相制”相互制衡的体制，再加上“兵皆土著，将皆升转”（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229-311页。）的营伍制度，清政府可以牢牢地控制绿营兵权，但是此时的绿营制度腐败不堪，弊病丛生。仅就士兵状况看，老弱疲乏、吸食鸦片之兵满营皆是；虚名占伍、空额缺额已是普遍现象，此外，塘汛零星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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