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遇到一个难以理解的矛盾问题，就是李鸿章其人，既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又是办妥协外交和签订屈辱条约的人。这种集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矛盾的两种关系于一身的现象，为区分其界线增加了困难？这个问题，近几年来被学术界某些人搞得混淆不清，有必要稍加论述。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在50—60年代学术界对他是否定的，有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卖国贼李鸿章》；“文革”中“四人帮”把李鸿章比作所谓“走资派”，当然置于彻底打倒之列。近些年改革开放以来，李鸿章似乎“走运”了，评价日益增高，到前几年特别是到1988年，竟戴上了：“为中国近代化打了头阵和走第一步的带头人”、“爱国主义者”和“具有民主立宪主张”者，等等桂冠。我对此是“不敢苟同”的，持否定态度的。我在为博士研究生讲课时，阐明了对李鸿章研究的学风、评价标准及其主要表现等问题，由他们记录整理成《关于李鸿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接着又在上海《社会科学报》（1989年6月29日）发表了“答记者问”的谈话。该淡话的结束语中是这样说的：

　　“李鸿章除有自己的特殊经历，如外交、军事等之外，在近代化问题上，基本与洋务运动的规律相同。即经济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上违反了变封建专制为民主立宪的时代要求。这样，有些桂冠就戴不到李鸿章的头上。他虽有御外侮愿望，但签订了那么多屈辱条约，怎么可称之为爱国主义者？应该变而不变，坚持封建专制制度，怎么可诩之为民主立宪主张者？‘师夷长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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