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领导办理洋务运动，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对中国社会发展贡献不小；但他在办理外交事务中，虽有抵制侵权和抗争的一面，却总是妥协退让，以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而告终。这是不是如梁启超所说的“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缘故？下面略加论说。

　　本书各章都体现了：洋务运动的目的是求强求富，并以求富做到真正的强。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李鸿章对此尤为明确。他紧紧地抓住两条：一是经济上近代化以求富；二是海陆军近代化以求强。也就是变贫弱为富强。确实可以说“坐知有洋务”。富强是为了拯救清王朝专制统治，进而改变被列强奴役的地位，这一点洋务官僚们其中包括李鸿章也不含糊。似乎不可说“不知有国务”。问题在于李鸿章只知有清王朝之国，置中华民族之国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清朝这部国家机器是建立在广大的中国的土地上，这块土地聚居着几亿各族人民。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清朝之国与中华民族是统一的，但有时也不统一。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而抵御外侮，当抵抗失利危及其统治，就会牺牲民族利益割地赔款而结束；而广大人民群众有时与清军并肩“外御其侮”，有时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起而反对清朝之国。李鸿章是公认鞠躬尽瘁地忠于清国的忠臣，唯其忠于清，所以积极办洋务以期臻于富强。但他的一切活动和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是以维护清朝为准绳。他唯恐这些实力只能平内患不足以御外侮，所以他总的倾向是“和为贵”。他所谓“万不得已而一应之”，就是这种倾向的写照。由于这种倾向占主导地位，所以即使在不得已而抗战时，也尽可能早日和平解决，不惜接受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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