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清创立罗教后，他和他的著述、教派都受到了正统佛徒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攻击和非难，罗教被当作同白莲教一样的“邪教”来取缔禁止。虽然罗清本人在《正信除疑自在卷》第十八、十九两品中，咒骂白莲教、弥勒教、玄鼓教等“邪教”，他骂道：“白莲烧香是邪宗，哄的大众错用心。邪水照着公侯伯，正是邪气引迷人。信邪烧纸不打紧，闪赚许多众迷人。你行白莲是邪宗，万剐凌迟不称心。求拜日月是白涟，哄的男女都遭难。法水照着公侯伯，早晚拿住都遭难。”“书佛咒，弥勒教，躲难邪法。入城中，躲灾难，正是邪风。书佛咒，弥勒院，正是诳语。凡所同，皆虚妄，永下无间。”罗清咒诅弥勒、白莲，并不缺乏。主观的真诚，因为他的教和当时流行的照邪水、烧香、拜日月等，如同李福达、马祖师之流所作的那样，有所不同。他从佛教中出来，虽然他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成为佛教的叛逆，并为佛教所不容。然而，他意识中所残留的对民间宗教教派的岐视和敌意，并未消除，且时有流露，他自觉地认为他的宗教是和它们不同的，他不会想到后来的罗教已成为朝廷将其与白莲教相提并论的教派，统列为邪教之列。而且愈到后来，罗教和白莲教的教派日益合流。罗祖自认为远远高出白莲教信仰的五部六册，也在事实上成为几乎是所有“邪教”的共同经卷。一个教派的性质和影，响，并不依创教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当然，主观愿望中的一些因素，例如罗清对佛教正统的不满和异议，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经过发展和扩大，可以转移为一个宗教教派的主流力量。这样，罗清本人的愿望和以后罗教发展结果之间的差异，就不难理解了。

促使罗教日益“邪教”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应该说是罗教中的基本群众所决定的。罗清本人是运粮军人，他的教徒以漕运水手为多。明末，运粮军人组织漕运水手聚众斗争的案件，屡有发生。如天启三年(1623年)，运粮军人李英、潘文成在凤阳闹事：“妖人李英、潘文成者，凤阳府运粮军也，往来大同边上。大同妖人王普光，聚党为龙华会，自称混元教主。其徒曰王立、丁泽等，服从其数。普光使道玄、泽往扬州、江阴等处，英、文成往凤阳等处，四路散令旗，聚众为乱”，[2]此处的龙华会，是否与罗教有关，或是罗教的别称，已不可知。但明末运粮军人和漕运水手之聚集骚乱，已成为封建社会中关系到安危所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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