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失误的原因除门户之见外，他之所以贬低吕留良还与当时的*环境有关。全祖望生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此时，清朝的统治已十分稳固，但清廷为加强其统治，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箝制人们的思想，滥行文字狱。全祖望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写有《江浙两大狱记》一文，文中说：“本朝江、浙有两大狱，一为庄廷鑨史祸；一为戴名世《南山集》之祸，予备其始末，盖为妄作者戒也。”既然是备记其始末，当然对庄廷鑨的“明史案”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有清楚的了解，但其撰文的出发点不是揭露清廷文字狱的酷毒，而是要为“妄作者戒”。不管其内心世界如何，落笔于文字上却是谴责案犯的。发生在雍正时期的曾静、吕留良案，株连之广，处理之残酷，比之庄戴两案，更为有过而无不及。全祖望对此，不仅身处其时，而且与牵涉案内的人有过直接接触，应该说这对其写《小生堂祁氏遗书记》有直接影响。

吕留良本来是明末清初很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生前与身后，都曾受到学界与社会上的推崇与高度评价，甚至被推举为“东海夫子”，“朱子后一人”。清廷举山林隐逸和开博学鸿词，他都屡被推荐。连雍正的亲信宠臣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都要到吕府拜望，还亲送匾额，以示尊崇，生前并未犯事。但在雍正六年（1728），吕留良去世45年之后，却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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