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问世，国人备加关注的西方哲学、社会*学说类的译书迅猛增多，改变了自洋务运动以来西学引进偏重于科技知识的倾向。据反映辛亥革命时期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记载，在著录的483部译著中，中国译者独译415部，中外译者合译33部，外国译者翻译35部。中国译者独译者占总量的85%。这种情况与上文提到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反映的内容相比，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直接反映了中国翻译队伍所发生的质变。在维新运动以前，中国译者不仅数量少，而且思想水平、翻译能力都不甚高。此后则不然，中国译者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译书经眼录》提到的中国译者多达近300人，其身份有学生（含留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职业*家、政府官员等，遍及社会中上层的各个群体。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与外文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其经历类似严复者大有人在，诸如林纾、马君武、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丁福保、范迪吉、杜亚泉、张相文、樊炳清、赵必振等，即为他们当中的成绩突出者。
此外，严复还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为国人翻译外来学术文化确立了学术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而”[77]。所谓“信”是指忠实于译本原意，“达”是指译文通顺，“雅”是指译文力求典雅。这三条标准为严复首倡，逐渐为我国翻译界所认同，“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78]。
严复不仅独立翻译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西学名著，开阔了国人的思想视野，而且提出了从事翻译的学术原则和标准，克服了从前西学翻译中的片面性和被动性，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对外来学术文化的积极引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严复开始，中国人对西学的引进和吸收已经摆脱了受外国传教士控制的状况，从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输入，从而使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此，清末时即有人明确指出：“即知支那译书，当后胜于前矣。何也？前译书之人，教会也，朝廷也；前译书之目的，传教也，敷衍也。后译书之人，士夫也，学生也；后译书之目的，谋公利也，谋私利也。宜乎后译之力，当万倍于前译之力。前译者为东方之启明，而后译者为经天之烈日；前译者为昆仑虚丛林灌莽中之涓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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