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中国翻译业的有力推动。如果把西学东渐的历史从明末算起，在到清末的300多年中，在中国流行的西学译著绝大多数都是采取外国译者（以传教士为主）与中国译者合作的方式。其作法大体为：外国译者先把译本文字口译成汉语，然后再由中国译者记录、润色，笔述成文。这种翻译方法沿袭了古代时期翻译印度佛学著作的作法。明末清初出版的西学书籍如此，鸦片战争以后流行的西书亦大体如此。傅兰雅曾经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方式作过具体的说明：“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之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75]。由此可见，在这种翻译方式中，外国译者决定着译本的选择和内容的把握，掌握着翻译的主动权，而中国译者只起辅助性的作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里，外国译者是西书翻译的主要力量。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出版的西学译著，外国人独译139部，中外译者合译123部，中国译者独译38部。由外国译者独译或合译的西书共262部，占总量的87%，占了绝对优势。参与译书的中国人多数不懂外文，主要从事译文的润色工作，在译书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其中，尽管有少数中国译者独译的书籍，如徐建寅译的《德国议院章程》，徐家宝译的《炼钢要言》，舒高第等译的《爆药记要》、《水雷秘要》，沈敦和译的《德国军制述要》，李凤苞译的《城堡新义》、《列国海战记》等，但它们不仅数量稀少，而且是在外国译者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出品的，他们的翻译活动还不能摆脱洋务运动的影响。这种情况发展到严复译书时，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严复的翻译西书活动是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翻译西方名著完全出于一位有炽烈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志趣与良知，既不受外国传教士的影响，也不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所左右，具有思想上、学术上的独立性。同时，他采取独译的方式从事翻译，以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译介西学。从译本的选择到文字的翻译、润色，全都成于他一人之手，而且深思熟虑，精雕细刻，往往“一名之立，旬月踟躇”[76]。可以说，中国人完全摆脱外国传教士的影响、真正独立自主地译介西学是从严复开始的。
由于中日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运动的推动以及严复翻译《天演论》等西学要论的影响，由中国译者翻译的西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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