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这段由三句话、74个字组成的文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句“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盛赞西方国家的*教化，基本表述的是实行民主方面的内容。这是第一层意思。以下两句都是主张通过发展近代经济技术，实现“地尽其利”、“物尽其流”，谈的是发展科学问题。是为第二层意思。郑观应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他对科学、民主的重要性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并将二者联系起来同时提倡，初步形成“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这种主张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然而，严复进一步发挥了郑观应的这一思想，把“科学与民主”并举的主张提得更为明确。
就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出版[65]后将近一年之时，严复于1895年2月4日至5日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在文中，他对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术作了这样的概括：
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66]
分而道之，这句话的前半句是讲科学的本质精神是反对浮伪风气，崇尚求真求实；后半句是讲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反对“私家利己”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倡“公平”、“公理”平等原则。合起来讲，是对“科学与民主并举”思想所作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概括。尽管郑观应、严复在以上引文中都谈到科学与民主的问题，但是，如果作进一步比较，可以看到二人所论具有不小的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反映了近代国人关于“科学与民主并举”思想形成发展的不凡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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