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使用上看，郑观应所述，无论是科学，还是民主，都讲的是它们的具体形态和具体表现，诸如议院、学校、技艺、农学、铁路、电线、商务等，反映出作者还不能对这些具体形态进行理论概括，认识尚停留在直观性、表面性的水平上。如果联系郑观应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中体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等话语，可以看出，郑观应的“科学与民主并举”思想还受到“中体西用”论的消极影响。相比而言，严复的论述则要深刻的多。严复的论述基本上摆脱了对“科学与民主”具体形态的认识局限，已经尝试进行理论上进行提炼与概括。他以“崇真”和“为公”分别表述科学与民主的本质内涵，反映出国人的科学民主观正在发生从感性认识阶段向理性认识阶段的历史性转变。
从认识的逻辑顺序看，郑观应的表述体现了“从民主到科学”的逻辑思考，严复的表述恰恰相反，体现的是“从科学到民主”的逻辑思考。反映出他们思考问题不同的出发点。郑观应是洋务改革的积极参加者，深悉洋务运动的弊病累累，认识到：“要发展科学技术与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新的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67]。因而比较看重*问题，强调首先从*改革入手。不惟郑观应如此，近代中国一大批具有本土学术文化背景的有识之士，如王韬、薛福成等及稍后一些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大致如此。严复与以上诸人有所不同。他具有丰富的西学背景，深明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差距，知道要缩短这种差距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必须先从最基本的社会改革做起，为将来的*变革打好基础，因此他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比较看重。再者，严复在官场一直受到排斥，基本属于社会*边缘人物，这样的境遇也会对他多从文化的角度看问题，采取“从科学到民主”的逻辑思考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语言文字的表述来看，郑观应的论述用了三句话，文字繁多，内容具体琐碎，缺乏理论上的提炼。严复的表述则为一言以蔽之，文字简洁，内容集中，理论概括性强，显然要胜前者一筹。
总之，严复不仅对中国近代科学、民主作了充分的阐述，以新的理念充实之、发挥之，而且把“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提升，大大推进了国人近代文化意识的发展，为中国近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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