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然而，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传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及少量的外国交涉、史志、教育、法律类书籍。如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翻译出版机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到1880年共翻译出版图书15类、98种，其中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类图书有14类、92种，占了绝大多数。数量最多的是“算学测量”类书，有22种之多；以下依次为“水陆兵法”类15种、“工艺”类13种、“天文行船”类9种、“地理”类8种等。非科技类出版物只有“年代表新闻纸”类6种[69]，占总量的6%。梁启超于1897年刊刻的《西学书目表》主要收录从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前出版的西书共28类、352种。其中科技及经济、军事应用性译书所占数量最多，占有压倒优势。非科技类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游记”、“报章”、“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等共8类、89种，占总种类的25%。总之，在中日甲午战前，传入中国的西学内容主要侧重在自然科学、应用知识方面，传入的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极少，至于西人的思想学术理论类的译著则附诸阙如。这种情况在中日甲午战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后，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推动下，西学输入的形势急转直下，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国人不仅继续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及应用知识，而且把目光移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对西方流行的各种思想学术理论发生兴趣，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和介绍。而对改变这种西学传播态势做出巨大贡献者，应首推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八部译著，都经过作者的精心选择，为当时西方学术界的上乘之作。
《天演论》原著者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该书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尤其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极大地震动了中国思想界。
《原富》，原名An Ing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y of Nation,译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该书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总结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完整地阐述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成为欧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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