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力除积弊，整顿教官。

同治二年（1863），清廷颁谕内阁“方今大江南北，渐就肃清，一切抚绥安辑，叠经降旨，责成地方官吏妥为办理，而教养兼施，使百姓革面洗心，不致再为教匪邪说所煽惑。”“至书院义学，亦培植人材之一助，乃近来风气，延请者多循私情，为师者止图修脯，陋习相沿，牢不可破，并著各省地方官力除积弊，毋徒迁就官绅，务各延请耆硕，以副敦崇实学至意。”[19]要求各省延请经明行修之士担任教官，纠正陋风。

清廷明降谕旨后，许多地方大吏认真选择书院山长。许振祎强调山长对学风的重要性，称：“若书院山长得人而谓不能挽回风气，振兴人才者，未之有也。”要求味经书院山长“日登讲堂，传集诸生，将经史大义及《小学》诸条讲贯，而得服习，使之知植品之为先。”[20]同治五年（1866），杭州诂经精舍重建，颇负盛名的经学大师俞樾应邀主讲诂经精舍，不授八股时文，专以经义、词章课士。他说：“以场屋应举、文诗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21]俞樾任诂经精舍山长达30余年，培养了一批汉学人才，其中就有晚清汉学的代表人物黄以周、章太炎等。

第三，支持地方官绅设立以传播西学为主的新式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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