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四口中以广东省为洋船集中之地，其它三口少见洋船踪迹。为加强对外商的管理，乾隆十年（1745年），清政府在原有的行商制度上建立保商制，用类似保甲制的方法逐层担保，把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联成一个层层相制，利害与共的整体，负责收缴税捐，保证外商和船员循规守法，不得生事，最终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
18世纪5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广州一口已不能满足东印度公司对华通商的需要。以洪任辉为首的一些洋商，既不满于粤海关的种种不法勒索，又希望前往他们所要购置的大宗产品——生丝、茶叶、南京布等的产地，或距产地较近的口岸进行贸易。因此，他们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年）间，频频前往宁波通商。
英船连续来浙，并随带大量武器，引起了清廷的警觉。乾隆帝谕道：“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士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3] 清廷提高浙海关税率，企图寓禁于征。可是，这一举措没有奏效。只好改变办法，明令禁止。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清廷宣布：“此地（宁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江海口。”[4] 并命粤海关将这个规定传谕外国商人。
清廷宣布了西洋各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的规定，英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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