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以字行，原籍福建同安。自幼留学英国，曾遍游德、法、意、奥等国，精通西方语言及文化。回国后，长期担任洋务派大吏张之洞的幕僚，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为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以“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思想表现而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怪杰”。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他也同样有着不凡之举。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是他在向域外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

19世纪60——70年代，王韬曾经协助理雅各翻译出版了以儒家典籍为主的《中国经典》，但他们合作完成的这一成果依然存在不少缺陷，受到一些中外学者的批评。批评者中就包括辜鸿铭在内。辜鸿铭曾对《中国经典》存在的问题予以尖锐批评：“这些译著并不都令我们满意。巴尔福先生公正地评论说，在翻译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地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术语是深涩的、粗疏和不适当的。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24]在他看来，西方学者编写的讲述中华文化的书籍，水平低下，错谬百出，充满民族偏见，不能使人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真相和价值。这样，辜鸿铭不仅萌发了重新翻译中国经典的想法，而且付诸实践，着手西译儒学经典。他完整地翻译过的儒学经典有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此外，他还片段地翻译过《诗经》、《尚书》、《孟子》、《孝经》、《礼记》等经典中的有关部分。辜鸿铭英译的《论语》出版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译本《中庸》则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出版。《大学》的英译虽完毕，但他认为尚不够完美，未予出版。由于辜鸿铭学贯中西，不仅精通西语、西学，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造诣深厚，非一般传教士所可比拟。因此，他英译的儒学经典比起理雅各的译本要更为准确、精湛。而且他还考虑到西方国家读者的文化背景，在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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