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以后，中外文化交流的总体形势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并存的基本交流格局并未改变。西学东渐固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主潮，然而，东学西传也在以比鸦片战争以前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开展起来，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激起阵阵涟漪，发展势头趋于强劲。就后者而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化的外播无论在外播的媒介、途径方面，还是在外播内容的数量与质量方面，都取得远比战前更为重要的进展。
鸦片战争以前，向欧洲与世界传送中国社会文化信息的主要是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而在战后，从事这项工作的除有外国人士与机构外，还有中国学者加入其中。而后者所起的作用则日益增大，不仅使中华文化外播的媒介发生多样化的新变化，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外播途径，而且揭开了中国人自己外播祖国文化的第一页。
鸦片战争以前，经过外国传教士传往西方的主要是有关中国一般性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至于学术文化经典仅有片段性的介绍，尚无完整系统的展示。而在战后，人们外播中华文化的眼界更为开阔、深入，不仅介绍中国的一般情况，而且开始系统翻译、外传中国学术文化经典，诸如《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以及《红楼梦》、《水浒》等中国传统文学经典在海外的全面展示，把中华文化外播的视野扩大至深层次内容。尤其是中国学者开始介入及亲身参与这项工作，对于提高了此项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晚清时期的中华文化外播又向前迈出了新的步伐，为近代中国的东学西传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为民国年间中华文化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向世界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来源：2005年台湾辅仁大学《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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