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氏深具慧识，在翻译中又运用了他所谓的“有机整体”的认识方法，其译文在总体上，显示出对儒家经义比此前一般传教士和汉学家（包括理雅各在内）有更为全面贯通和深入的理解，有时往往能一语破的，直指真源，在传达经义方面胜过传教士之流一知半解的翻译多多。[25]

    从王韬协助西人翻译中国经典，到陈季同、辜鸿铭直接用西文专著翻译，显示出在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强化了外播祖国文化的意识，而且积极参加到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中来，并取得初步性的成就。他们所做的工作尽管在数量上逊色于外国的传教士与汉学家，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的程度、介绍的水平和准确性，却高于域外的学界同行。中国学者所做出的这种努力，打破了东学西传长期被外国人一手垄断的局面，开辟了中国人自己向域外介绍祖国学术文化的崭新道路，无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三、结语

任何文化交流总是在交流主体的双方间双向进行的，文化的传播也是在双向对流中发展，中华文化亦不例外。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补充、丰富和发展着自身的体系，体现出兼容八方，吞吐百川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把它的文明成果通过各种交流途径向域外传播，对域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示出它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品格。

鸦片战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