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际也，建州治权已腐败不可收拾，而西力东渐，海氛日恶。学者怵於内忧外患，经

      籍考据不足安定其心神，而经世致用之志复切，乃相率競及於理学家言，几几乎若将

      为有清一代理学之复兴。而考其所得，则较之明遗与乾嘉皆见逊色。[10]

编入此一阶段的案主凡二十二位，其学案依次为：姚学塽〈镜塘学案〉第四十三，潘咨〈诲叔学案〉第四十四，唐鑑〈镜海学案〉第四十五，潘德舆〈四农学案〉第四十六，黄式三〈儆居学案〉第四十七，夏炘〈心伯学案〉第四十八，方坰〈生斋学案〉第四十九，吴廷栋〈竹如学案〉第五十，李棠阶〈强斋学案〉第五十一，魏源〈默深学案〉第五十二，鲁一同〈通甫学案〉第五十三，罗泽南〈罗山学案〉第五十四，朱次琦〈九江学案〉第五十五，陈澧〈东塾学案〉第五十六，曾国藩〈涤生学案〉第五十七，郭嵩涛〈筠轩学案〉第五十八，刘蓉〈霞仙学案〉第五十九，刘熙载〈融斋学案〉第六十，黄以周〈儆季学案〉第六十一，张之洞〈香涛学案〉第六十二，刘光蕡〈古愚学案〉第六十三，郑杲〈东甫学案〉第六十四。

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宋明以来之理学，何以会在迈入近代社会门槛的时候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钱先生认为，问题之癥结乃在不能因应世变，转而益进。相反，路愈走愈窄，直至无从应变迎新而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