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段懋堂经韻楼集〉，是一篇考论段懋堂与理学因缘的重要文字。嘉庆十四年，段懋堂时年七十五。是年，段氏於《经韻楼集》留有三篇文字，其一为〈娱亲雅言序〉，其二为〈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其三为〈答顾千里书〉。三文或批评「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異说，簧鼓後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13]；或表彰朱子《小学》「集旧闻，觉来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圣贤之可法者，胥於是在」[14]；或告诫年轻俊彦须读「子朱子《小学》」，指出「未有无人品而能工文章者」[15]。正是以此三文为依据，钱先生论证，段懋堂「其心犹不忘宋儒之理学」，「一瓣心香之深入骨髓可知」[16]。

由此而进，钱先生再合观段氏先前所撰〈戴东原集序〉、〈刘端临先生家传〉二文，並通过考察懋堂与同时诸大儒之往还，从而得出段氏为学及一时学风之重要判断：「懋堂之学术途径与其思想向背，自始以来，显无以经学、理学相对抗意。而其同门如王石臞，至好如刘端临，亦皆绝不作此想。此可知当时之学风也。」继之，钱先生又以宝应刘氏、高邮王氏家学之传衍为据，指出「治经学而不蔑理学」，乃乾嘉间高邮、宝应两邑之学风。钱先生说：「是宝应刘氏，自端临、楚桢、叔俛三世，家教相传，正犹如高邮王氏，自安国、石臞、伯申三世之家教相传，治经学而不蔑理学也。」[17]

钱先生探讨段懋堂与理学之因缘，进而据以观察乾嘉间之江南学风，不惟深化了段懋堂学行的研究，而且也为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开闢了新的路径。钱先生所示范的为学方法告诉我们，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应当注意考察理学与经籍考证之关係，以及彼此渗透所演成之学风变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鸿森教授沿此路径而深入开拓，爬梳文献，多方搜讨，终於获得重要之学术发现。

根据鸿森先生之研究所得，先於钱先生所揭嘉庆十四年之段氏三文，之前一年，段懋堂即在致王石臞书中，以「剿说汉学」与河患並提，同指为一时社会病痛，主张「理学不可不讲」。据云：「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亦与河患相同。然则理学不可不讲也，执事其有意乎？」[18]迄於嘉庆十九年段氏八十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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