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学，“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密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29]章太炎对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派代表者吉丁斯（F.H.Giddings,1855-1931）的社会学表示赞赏，“美人葛通哥斯（吉丁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30]两相比较，章太炎认为，“……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31]
在章太炎看来，日本学者贺长喜、岸本能太武能兼采以英国为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两家之长，并加以融合、发挥，“日本斯学者，始有贺长喜，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两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32]
章太炎在译书序言中明确地表达了他译书的宗旨，即以人本为核心，从内心的思想理念出发，结合历史潮流中事理，倡导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学，“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虽异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33]
章太炎翻译斯宾塞文集的部分篇章及岸本能太武的《社会学》为自己打下深厚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基础，为日后回应、反击严复准备了充分的学术素养。
严复《论译才之难》一文对章太炎的嘲讽，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的探讨。章太炎在上海和严复的会晤中虽未作任何反映，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章太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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