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谈判之后，俄国政府便沿用《尼布楚条约》中的有关条款，频繁地派出商队赴北京贸易。[19] 商队领队由沙皇任命，持有俄国外交部颁发的路票。商队路线最初为尼布楚——齐齐哈尔。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后，在清廷的认同下改道为经由喀尔喀蒙古的色愣格斯克——张家口一线。除了在北京的官方贸易外，在齐齐哈尔和蒙古库伦还有私营的贸易市场。 

这一时期的中俄通商，其最大特点就是并不存在一般商业意义上的“互惠性”。由于清朝并不向俄国派出商队，而且基于中国传统的朝贡惯例，俄人的贸易被认为是一种朝贡行为，凡来北京或齐齐哈尔的商人，无论是否官方商队，清廷一律提供粮食和运输工具，与俄国通商对清朝国库并无任何商业利益可言。这种单向贸易的存在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贸易” 这个现代社会里的经济学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均被赋予了诸如“朝贡”、“向化”之类的*内涵。   

因此，在早期中俄贸易中，两国对贸易的属性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最大可能地发挥贸易的经济功能，是俄国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而清廷则更为看重中俄贸易关系的另一个属性 ——外交功能。清朝对这种“单向性”贸易的默认，主要是为保持中俄外交关系的稳定，且当清廷意识到通商对于俄国具有实足之“诱惑力”后，便紧紧抓住这一“法宝”使其成为对俄外交战略的一部分。一旦两国外交事务出现摩擦，就会在中俄贸易关系上予以即时体现。对此，后文将有详细叙述。因此，尽管两国对中俄贸易性质的认知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但对其在中俄外交关系上日益凸现的重要地位，双方的看法则是完全一致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