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开始走向下坡路，封建经济也由盛转衰，财政结余日趋减少。1813年（嘉庆十八年），户部汇核各省出入钱粮税课清单中，实收入银为四千十三万余两，支出三千五百三万六千两，尚余五百九万四千两。1881年（光绪七年），各直省地丁、盐课、关税、洋税、厘捐、杂税等项实收银六千六百余万两，而支出竟达七千万两，“常年所入，固已不敷所出”。清政府为摆脱财源窘困境地，只好求助于西方列强，向他们大量借款，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正如著名经济史专家彭泽益先生所指出的，从1853——1893年的四十一年里，清廷举借四十五项外债，共计折合库平银四千六百二十六万余两，其中最多的一年（1885，光绪十一年）占该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点六三；本利支出平均占总岁出的百分之四点三，最多的一年（1892）占百分之六。
由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理解光绪帝面对巨额赔款而一筹莫展的原因了。
实际上，马关条约公布后，朝野内外、地方官吏和有识之士纷纷予以谴责，对所赔巨款亦深为忧虑。道员易顺鼎的观点可为其代表。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
赔款至二万万之多，不知从何搜刮，又不知搜括净尽之后，尚有应办之役、必需之款，何所取资？夫使赔款既交，而我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犹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务仍不能不办，兵饷仍不能不需，铁路仍不能不设，入款则有减无增，出款则有增无减。意外之举，尚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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